近读郭英德先生与陈洪先生、孙勇进先生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私人化”问题的文章，感触良多，遂也就与此密切相关的“边缘化”谈些个人意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仍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的热点，唐诗宋词妇孺习诵，四大名著触“电”升温，在高等院校，中国古代文学仍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却日渐被社会所冷落，在当代文化中身影愈见暗淡。
仔细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边缘化的原因，实有正常与不正常两类。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来就是少数人所从事的既不能兴邦、也不能亡国的工作，在当代文化中不应也不可能居有显赫的地位。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颇为火爆，李白与杜甫研究、曹操之评价、《红楼梦》评论、评《水浒》，动辄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风风火火了二三十年。但大家都晓得那是政治运作的原因，正如瘦身人得了浮肿，虽然富态了，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事实证明那样的火爆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百害而少一益。认真总结一下，那二三十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给我们的学风带来了什么呢？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学术积累呢？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任何外在的政治运作或商业炒作，都不能真正推动其发展，而只会使其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而陷于尴尬。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从文化中心的位置退场，如同身体消肿恢复了正常，实属必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甚而喟叹久之、怅恨久之。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自有其非正常的社会原因与研究者主体的倾向问题在，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非正常的社会原因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边缘化影响最大的当有两点：一是市场经济对人文学科的冲击。重物质，尚技术，人文学科普遍受到社会的冷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原因，无需再饶舌。其二，是重当代生成文化，轻传统文化，并且对当代文化构成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冷漠甚至挤压。中国当代文化由当代生成文化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组成。中国古代文学流传到今天，自然成为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与当代生成文化共同影响当代社会生活。但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当代文化中的传统部分。它生成于古代，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带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我们之所以把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它与当代社会文化生成的意义与影响而言的。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属于当代生成文化的部分。除了研究的对象属于传统文化部分外，无论从研究的目的到学术观念以及思维方法都是当代的，带有当代生成文化的属性。的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文学遗产。然而这种清理却有着极强的建设目的。过去一般认为：清理古代文学遗产，就是为了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现在的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不作如是的狭隘观。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是要立足于当代先进文化的建设，运用当代先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清理文学遗产，通过这一工作，辨明哪些属于中华文化的精华，哪些属于中华文化的糟粕，尤其要认真探讨哪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骨干和灵魂，是随时代而不断新生的文化，并抓住它，阐扬它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为当代文学服务，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目的之一。在当代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中，当代生成文化无疑是文化的主体，决定着当代文化的性质，并主导着当代文化的流向，而传统文化则退居其次。然而，在认识与评定当代生成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不同意义时，一些人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混同一谈，笼统地划归到传统文化的范畴，从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当代生成文化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应有的意义。这应该是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促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边缘化的诸多原因中，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倾向。这些倾向，无论出自主观或客观，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首先，诚如郭英德先生所论的，是疏离主流文化的倾向。谈到主流文化，有些人往往会想到政治，认为主流文化就是政治文化。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主流文化，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中国文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就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受其影响，或为其发展推波助澜，推动文化建设。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梁启超倡小说界之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阐发小说警醒民众的社会意义，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启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何以俗文学、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研究颇为盛行？就是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文学革命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直接参预了“五四”新文化的建设，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文言、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他的《白话文学史》则又断言：“白话文学史即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重估传统文学之价值，重建文学之正统，用以支持他的白话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此一时期张静庐、范烟桥、胡怀琛、郑振铎的中国小说研究，吴梅的中国戏曲研究，都可称为白话文学革命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科学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胡适、郑振铎、顾颉刚、鲁迅、闻一多等，自觉地把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在《红楼梦》研究、《诗经》研究、古代小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唐诗研究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足为后世典范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兴起的科学精神，对此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热心投身于共和国的文化建设，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人民性”的揭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总结，一方面可以看出前辈们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的努力，另一方面亦可看出他们建设新的主流文化的热情。当然，随着政治的不断升温，政治文化大有取代主流文化之势；政治取代了一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甚至成为某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这使老一辈学者建设主流文化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并因此而远离主流文化。这种情况只有到了新时期才有改变，宽松的学术环境，又使学者们重新焕发建设主流文化的热情。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性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方法论的讨论、重建古文论话语的呼唤、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等，都可称之为重建主流文化愿望的体现。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疏离主流文化的倾向。这种倾向集中表现为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漠不关心，对许多重大问题缺少必要的回应。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在社会喊得很响，但何谓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弘扬？这些本应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和解答的理论问题，但迄今为止，恕笔者孤陋寡闻，只听得有口号，却并不见有文章面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近些年来，《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陆续被搬上荧屏，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此亦反应冷淡，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代传播的一些理论问题，亦少见有人研究。还有清宫小说、清宫戏充斥文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亦熟视无睹，没有任何反应，表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冷漠。这一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远不及史学家，倒是史学家们对清宫小说及电视剧的历史真实、价值取向提出了批评和讨论。其他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过去也都缺少必要的理论探索。
其次，是淡化现实人生的倾向。学术研究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即可能超越现实人生，又可能与现实人生有密切的联系，这要看不同学科和研究的性质、目的而定。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本与现实人生关系密切，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属于历史的范畴，因此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同，它与现实人生之间似有一种距离感，应该说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性，我们不能象要求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样，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贴紧现实。正如某一段时期的意识形态一样，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径直为现实服务，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作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理解。这种狭隘的功利观，扭曲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违背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规律，也给此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怕谈现实的后遗症。
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有其与现实的正常关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研究者的立足点则应该是现实。所谓立足点是现实，不仅仅指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学术观点以及思维方法来自现实，同时亦指研究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要求他必须关心现实人生，并以自己的研究工作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鲁迅先生说过：“如果只为着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即使讲得烂熟，大家都能够背诵，可有什么用处呢？现在需要的是行，不是言。现在的问题：首先要使大家明白，什么孔孟之道、封建礼教，都非反掉不可。旧象越摧破，人类便越进步。这并不是只靠几个人在口头上说说就可以收到效果的。所以也要讲作法，总要培养出一大批能够写写的青年作家，这才可以向旧社会多方面地进攻。”（见许钦文《来今雨轩》，《新文学史料》第三辑）讲授文学史是为了改造现实。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是鲁迅潜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之一。但是从上可见，就是这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仍贯注着他批判封建文化、促进人类进步的现实目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直是以考据家的面目出现的，但程千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寅老“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我最近看《顾颉刚年谱》，他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在谈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时，程千帆先生明确表示：“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我们把杜甫讲得再好，杜甫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杜甫讲得更深刻一些，是为了更多方面贴近文学史本体，是为了现代人，是为了现代的文化创意，包括创作，包括建立我们的文化体系。”（《书绅杂录》，《程千帆全集》第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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