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杂记》（以下简称“《杂记》”）与蒲松龄先生所著《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以下简称“《志异》半部手稿”）均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志异》半部手稿一九五五年已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付诸影印，发扬光大；而《杂记》自入藏原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至今六十余年中，一直没有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一、杂记名称的拟定一九五一年春，接收聊斋手稿的辽东省文化局文化处，将《志异》半部手稿及《杂记》上交前东北文化部。同年秋，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志异》半部手稿及《杂记》付工按原样重新加衬装订，移交东北图书馆入藏。其后，在三十余年中，《杂记》几经鉴定，屡易其名。一九五二年五月，原东北图书馆首次鉴定《杂记》，根据捐书者蒲文珊的介绍，将该书定名为《农桑经残稿》，其鉴定结论为：“此书系《农桑经》稿本，经辽东省政府征赠者。据称，确系（蒲松龄）后裔由山东原籍携来东北。”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了《蒲松龄集》，亦收有《农桑经》。由此，一九六三年五月辽宁省图书馆对《杂记》做了重新鉴定，经与《蒲松龄集》中《农桑经》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通观两册，无一语涉及蚕桑之事。即其中农田树艺部分，亦与新印《蒲松龄集·杂著》中之《农桑经》文体不相一致，很难认为即是《农桑经》之逸文。旧题《农桑经残本》，似须待考，兹暂改称《蒲松龄杂著逸稿》”。此后，又追加补充意见云：“书中既未属名，是否蒲松龄著作亦待考”。显然，此鉴定意见对《杂记》是否蒲氏本人著述，是持怀疑态度的。一九六四年一月，主持辽宁省图书馆善本工作的同志，在《辽宁省馆藏善本书经眼录》中，对《杂记》又留下这样的意见：“《蒲松龄杂著》（原名《农桑经残本》）二册，清蒲松龄撰，原稿本，无栏格，笔迹和《聊斋志异》原稿相同，或系先生手书”。该鉴定意见重新肯定了《杂记》系蒲氏所著。一九七九年六月，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杂记》又经鉴定。这次鉴定，基本上维持了一九六四年的鉴定意见。认为“《杂记》全书字体与《聊斋志异》手稿相同，确系出于一人之手。惟书中所记之内容与《蒲松龄集·杂著》中《农桑经》无一相同，当是蒲氏所著《杂著》佚出的一部分”。同时，将原题书名《蒲松龄杂著》改为《聊斋杂著》。一九八一年，为了满足有关单位及一些研究人员的需要，辽宁省图书馆曾将《杂记》胶印复制八十部。由于当时仍无可靠根据证明《杂记》是否系蒲氏著作，故在复制时对其书名、著者、著作方式、版本诸项未加任何说明，仅将原书名《聊斋杂著》改为今名《聊斋杂记》，以示存疑。二、《杂记》并非农桑经从上述对《杂记》的各种不同鉴定意见及其书名的多次更改，可以看出，《杂记》自入藏原东北图书馆以来虽几经鉴定，但对是否蒲氏之著、确系何书等问题仍属疑案，悬而未决。尤其是这些鉴定意见中几次提到《农桑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提出“《杂记)是否即蒲氏所辑之《农桑经》”的问题。《杂记》分装两册，蓝绢皮订。其内容，上册共分四部分：“农事”①部分主要是按十二月分别记述农田树艺之事，计一百二十七则；第二部分为“救荒”，列举了九种简易的度荒方法；第三部分为“畜养”，介绍了各种家畜家禽的鉴别及饲养方法，共十一则；第四部分为“诸花谱”，叙述了近百种花卉的种植及收藏方法。下册主要有：书斋雅制，包括“染纸煮浆、洗书画、造墨”等六十五则；字画及碑帖的论列五十一则；书画装演十一则；珍玩及古窑器、古漆器、古铜器的鉴赏七十五则；石谱，介绍了一百余种石料的用途及鉴别方法。全书包罗之各类，凡五百五十余则，可知其内容的丰富。前不久，笔者见到了广东农林学院图书馆据柿园王氏(即王修先生，原东北文物管理处处长兼东北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一年抄藏本校录的油印本《农桑经残稿》，并有抄藏者王修先生跋。跋曰：“淄川蒲留仙先生著《农桑经》一编，其名见张元所撰墓表及李桓《耆献类征》，世间亦有传抄而无足本。先生九世孙文珊，家辽东之西丰，辛卯(一九五一年)以《聊斋志异》原稿半部归之东北图书馆，另残稿一册，谓即《农桑经》，据云是其祖价人清季移家关外时，以二稿与《聊斋行乐图》三事携之筐中，于兹三世矣。《志异》遭依氏之厄，仅余其半；《农桑经》分‘农桑’‘草虫’二篇，上篇已失，今所余又‘草虫’篇之半云……”。王修先生的这个本子正是根据蒲文珊捐赠的蒲氏手稿《聊斋杂记》抄录的，《农桑经》这一书名及“农桑、草虫”篇之说也是捐书者提供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藏辽宁省图书馆的蒲氏手稿已定名为《聊斋杂记》，而据此抄录及油印的本子则又题名为《农桑经残稿》，哪个书名更确切一些呢？据笔者所知仅广东农林学院图书馆就藏有三种内容各有不同的《农桑经》抄藏本。淄博蒲松龄纪念馆亦不下三种。这些《农桑经》之间是否有联系，限于资料及条件暂难于一一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搞清的，即：辽宁省图书馆藏《聊斋杂记》既不是《农桑经》，也不是《农桑经残稿》，根据有三：第一，从内容上看，《杂记》不是《农桑经》。《蒲松龄集·杂著》所收《农桑经》系由“农经”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附录”十六则这样几部分组成的。其中唯“农经”就题名字意而言，似与《杂记》“农事”部分有关。但就其内容的比较看，“农经”七十一则虽然也按十二月令分述农事，如“上粪、耕时、垦荒、磙场、雇工及五谷稼收”等，仍与《杂记》中“农事”部分无共同之处；况《杂记》通篇无一语涉及养蚕之事，大部内容也均非农桑之属，故《杂记》系《农桑经》恐难成其说。第二，从篇幅字数的比较看，《杂记》系《农桑经残稿》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一般说来，一部书的书名是能反映全书的基本内容的。笔者大略统计一下，《蒲松龄集·杂著》中《农桑经》仅一万二三千字，而《杂记》约三万五千余字。如果说《杂记》仅系《农桑经·草虫篇》的一半(《杂记》中无“草虫”方面的内容，如花卉算做“草”的话，也仅占全篇的四分之一)，则可以估计，“草虫篇”至少要六七万字，近五倍于《农桑经》的字数。这样，再用《农桑经》这一书名则不甚恰当了，至少概括和反映不了该书的内容。此外，《杂记》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内容是按十二月令分述农田树艺之事的，这部分内容如果归类的话，也应属“农桑篇”，而不应作“草虫篇”。因此说《杂记》系《农桑经残稿》是不大可能的。第三，根据蒲松龄所撰“农桑经序”，也可以证明《杂记》不是《农桑经》佚出的残稿。蒲氏在《农桑经》书成时，曾作序以记其成书的经过。序云：“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由此可知，蒲氏《农桑经》只是辑录了《农训》及“蚕桑”两方面的内容，而不包括其他的什么内容。序中只字未提“农桑篇”及“草虫篇”，恰恰证实了蒲氏所辑之《农桑经》中无“农桑篇”及“草虫篇”之分。《杂记》自然也就不是《农桑经》佚出的残稿了。以上是笔者对《杂记》是否系蒲氏《农桑经原稿残本》的一点认识。一九八一年，《广东省图书馆学刊》第四期刊登的《谈谈现存聊斋手稿种种》一文，在介绍辽宁省图书馆藏《聊斋杂著》(当时还没有改为《聊斋杂记》)时，对其是否即蒲氏辑录的《齐民要术》提出了怀疑。文章谈到：“蒲松龄在七十岁时还辑录过一册《齐民要术》，据路大荒先生说，他在三十年代，曾在淄川蒲氏后裔家看到此手稿，后来就找不着了。与路先生抄本简目相对，似有相同之处，但是不是《齐民要术》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否定的。据《蒲松龄年谱》载，蒲氏七十岁时辑录过一册《齐民要术》，为此蒲氏有自记云：“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蒲氏“自记”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抄录的是《齐民要术》；其次，只抄录了该书的“树畜”部分。而据《蒲松龄年谱》作者路大荒先生说，他三十年代曾在淄川蒲氏后裔处见过这册约二三十叶的《齐民要术》手辑原稿，并抄录了原稿“简目”⑤。此“简目”共录四十一条、八十一种。就“简目”本身而言，仍有部分条目不见于《齐民要术》，而与《杂记》内容比较之，则多有不合。诸如“相马、相牛、养羊、养豕、养鸡、鸭、鹅、养鱼”等，虽《杂记》也有此类内容，但不仅与“简目”排列顺序不一，其名称也多有差异。如《杂记》中“畜养’部分，各类名称及排列顺序为：宁戚饭牛经、伯乐相马经、公孙弘养猪法、卜式牧羊经、寡妇清养鸡法、鹅鸭、蜜蜂、王仲宣养驴法、养蜡。其中“蜜蜂、王仲宣养驴法、养蜡”等条，均是“简目”所不见的。此外，从时间上看，路大荒先生于三十年代在淄川蒲氏后裔处见到《齐民要术》的手辑原稿，与《杂记》早在同治初年便同《志异》手稿一起被蒲氏先七世孙携来沈阳这一史实是不符的。因此，对《杂记》“是不是《齐民要术》”的怀疑是可以排除的。不久前，曾有同志推断此书是否即蒲氏辑录之《家政广编》，由于目前尚未见到《家政广编》一书，亦不详其内容，故有待进一步研究。三、对《杂记》字体的辫析字体问题，是考证《杂记》诸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搞清两点：其一，《杂记》与《志异》半部原稿在字体上的异同；其二，《杂记》是否蒲氏手迹。后者较之前者又尤为关键。由于《志异》半部手稿的存在，以及蒲氏其他一些手迹的发现及肯定，为我们甄别《杂记》字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事实上，《杂记》的字体并非与《志异》半部手稿完全一样。《志异》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包括三篇序文，共计二百三十七篇。⑥从全书抄写的字迹看，有四种书体。除“库官、酆都御史、龙无目”等十四篇；“双灯、李公、头滚”等十六篇(计三十篇)分别为他人代抄外，还有两种书体。其中“考城隍、耳中人、喷水”等一百九十四篇系蒲氏行书(亦有介于行楷之间者)，另有“何仙、神女、湘裙”等十三篇用楷书抄写。《杂记》中亦可见四种书体。他人手书的两种，书法笨拙不工，主要为眉栏及行间空叶处的补充内容。如下册“书斋雅制”部分之后，有“锻铁、论铜”等条，不仅行款与其他叶不同(半叶十一行，每行三十至三十四字不等，其他叶为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不等)，其内容也不类于“书斋雅制”。“字画”部分之后的“磨古剑、洗古铜、磨镜”等亦如此。另有一种书体，与《志异》半部手稿中蒲氏一百九十四篇行书字相同，系蒲氏手书，多见于《杂记》行间、空叶处的补充内容，正文间或可见。如上册“农事”部分七行；“畜养”部分七行；“诸花谱”部分二十七行。下册“书斋雅制”部分五行；“字画”部分八行；“装潢”部分十六行；“石谱”部分五行。除此三种书体外，《杂记》的主体是楷书，约占《杂记》总篇幅的百分之九十多。而上述三种字休所占篇幅还不足《杂记》篇幅的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中约有近三分之一他人书体是书成后补加的。因而，从内容以及各种书体在《杂记》中所处位置及占篇幅的比例看，可以说《杂记》基本上是用楷书抄写的。核对《志异》半部手稿，其字体与《杂记》不同者二百二十四篇之多，而相同者仅“何仙、神女、湘裙”等十三篇，当同出一人手笔。可见，《杂记》字体与《异志》半部原稿并非“完全一样”。关于《志异》半部手稿中“何仙、神女、湘裙”等十三篇楷书是否蒲氏手迹的问题，《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⑦刊登的孟广来等同志的《蒲松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以下简称《回顾与展望》)曾有所涉及。文章在谈及《志异》半部手稿时指出：“其中包括二百三十三篇作品，另有序文三篇。经鉴定，这二百三十三篇中，有一百九十篇为蒲氏亲笔抄录，其余四十三篇系由他人代抄。蒲氏所抄部分，字迹清楚，绝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蒲氏则作了较多修改……”不难看出，《回顾与展望》所提到的四十三篇他人代抄部分，除包括本文前面提到的“库官、酆都御史、龙无目”及“双灯、李公、头滚”等三十篇他人代抄部分外，还将“何仙、神女、湘裙”等十三篇楷书一并列入这个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以《志异》半部手稿字体为鉴，考证《杂记》的情况下，可以说，否定了《志异》半部手稿中这十三篇楷书为蒲氏手迹，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与其字迹相同的《杂记》为蒲氏手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从文中修改情况看。《志异》半部手稿中“何仙、神女、湘裙”等楷书十三篇，并非如《回顾与展望》所说“蒲氏作了较多修改”，相反，却是字迹工整、笔墨清楚，几无整句成行的涂抹。仅七八处改掉三五字，其他均于个别字处略作修改，十三篇中改动者累积不过四十余字。此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改动后的字迹与原字迹相同，这是应当加以重视的。我们知道，在当时，能替蒲氏抄录手稿的，不外他的门生弟子，既便是同年，也只能是原文照录，绝无妄自修改之能。况蒲氏熟读经史，当时已为名冠乡里之士。因而，可以判定，这十三篇楷书实际上系作者自己随录随改的，故文中涂改者甚少。就此一点来说，《回顾与展望》谈到的“他人代抄部分，蒲氏则作了较多修改”，对于纯属他人代抄的三十篇而言，是颇为合适的。而对于十三篇楷书则不甚确切了。至于行间另有一些字，如“长亭、席方平、胭脂、仇大娘”等，仅是佚名人的评语及批注，并非修改文字。且这些字在被认定为蒲氏手迹的一百九十篇中也是可见的(如“画壁、劳山道士、乔女”等)。从以上对修改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志异》半部手稿中十三篇楷书系蒲氏亲笔抄录，由于《杂记》字体与这十三篇楷书同出一人手笔，《杂记》也应为蒲氏手迹。其二，从书法风格及字体结构上看，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蒲氏虽谈不上擅长书法，但其行书笔法娴熟、运笔流畅，却是颇有自己的风格。由于惯写行书，他的楷书则略显拘谨。但尽管二者书体不同，其风格却是相通的。有此字甚至是极为相近的，字体的结构也是非常一致的。蒲氏生于明崇祯十三年，他的成年是在清康熙年间度过的。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文字上的改革，反映在康熙年间刊抄的书籍中较为明显，一些字在写法上均已趋于规范。但从蒲氏手迹看，很多字仍是沿袭前代写法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实属古体字，也有一些则系蒲氏自己独创的写法。这些古体字和不很规则的字，无论在《志异》半部手稿蒲氏一百九十四篇行书中，或是在十三篇楷书及《杂记》的楷书中都是同时可见的。尽管行书与楷书存在着书体上的差异，但字的写法及笔划结构的组织却是完全一致的。如：“细”字，右半部的“田”字上面多写一撒；“救”字，左半部的“求”字上面少写一点；“替”字，上半部写作两个“天”字；“笑”字，下半部写作“大”字；“设”字，右半部上面不是“几”，而写作“口”；“皂”字，下半部不是“七”，而写作“十，等等。笔者曾就两书中行楷字互见者罗列五十余字例，集于一表，以成鲜明对照。只是由于这些古字、怪字现多已不存在了，铅字印刷很难反映这些字的原貌，仅举几例恐伯也是不能将这些宇的特殊写法准确加以表述的，实为憾事。除从《志异》与《杂记》的书法风格及字体结构上加以比较外，山东省博物馆藏康熙四十一年(一七O二)蒲氏六十三岁时所作“题赠张杞园归途放歌”手迹书影，⑧及刘阶平著《蒲留仙传》中出示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蒲氏四十九岁时所书《族谱引》手迹书影、《聊斋文集·对联集粹》手迹书影亦可佐证之。“归途放歌”手迹略近行楷，不仅书法风格与《杂记》及《志异》半部手稿中十三篇楷书较为接近，一些字的特殊写法也都是完全一样的。《族谱引》及《聊斋文集·对联集粹》手迹系楷书，与《杂记》及《志异》半部手稿中十三篇楷书颇为近似，较之“归途放歌”手迹尤能说明问题。以上诸方面的证明，可以肯定地说，《志异》半部手稿中他人代抄部分仅三十篇，而不是四十三篇。“何仙、神女、湘裙”等十三篇楷书与其余一百九十四篇均为蒲氏手迹，而《杂记》则亦为蒲氏手迹无疑。四、杂记并非蒲氏著述，实系其辑录手稿《杂记》原著录为“蒲松龄撰”，对此，曾有同志提出过疑义，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考其内容的组成，大都为农事、树畜、群芳、格古之属，凡五百五十余则。除极少数限于资料暂未查得外，其余均已明其出处，兹将《杂记》所辑录之各书分述如下。上册：1、录自明王象晋撰《二如亭群芳谱》者，计一百七十五则。其中“农事”部分的占验二十则，录自天谱及岁谱；豉豆、芝麻、大豆、种麦等九则，录自谷谱；种芋、冬瓜、菠菜、山药、黄瓜等十九则，录自疏谱；嫁枣法、种梨法、葡萄、樱桃、金橘、杏等十九则，录自果谱；茶、种竹二则，录自茶竹谱；桑、芋等三则，录自桑棉麻葛谱)；牛膝、薄荷、麦冬、种枸杞四则，录自(药谱；种榆法，柳、白杨、松、栽树、移树等十二则，录自(木谱；荷、萱草、山丹、百合、桅子五则，录自花谱；种蓝、芦、芸香三则，录自卉谱)。“畜养”部分的养鱼(金卿)一则，录自鹤鱼谱。“诸花谱”部分的茉莉、海棠、山茶、杜鹃、扶桑、迎春、玫瑰、月季、兰、菊、牡丹等六十一则，录自(花谱；木樨一则，录白(药谱)；铁线莲一则，录自果谱)；番椒一则，录白蔬谱；南天竹、虎刺、芸香、美人蕉、翠云草等十四则，录自卉谱。2、录自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者，有“救荒”部分的救荒二则；“畜养”部分的宁戚饭牛经、公孙弘养猪法、卜氏牧羊经、寡妇清养鸡法及鹅鸭、养食鱼七侧。下别：3、录自明项元卞撰《蕉窗九录·纸录》者，有“书斋雅制”部分的葵花笺、宋笺、染纸作画、捶白纸、金银印花笺、松花笺等六则。4、录自明曹昭撰、王佐新增《格古要论》者，计一百三十四则。其中“书斋雅制”部分的油纸、朱墨、印色等八则，录自卷九文房论；洗砚及“石谱”部分的金星银星、悬崖金星石等七则，录自卷七古砚论。“字画”部分的古画、古绢色、名手等十六则，录自卷五古画论；古墨迹、响拓、辨纸等二十六则，录自卷二古墨迹论。上。“珍玩”部分的辨古琴一则，录自卷一古琴论；辨古玉、玉色、罐子玉、玛瑙、水晶等二十八则，录自卷六珍宝论，柴窑、汝窑、官窑、董窑、高丽窑等十六则，录自卷七古窑器论；剔犀器、剔红、堆红、紫檀、花梨等十四则，录自卷八古漆器论；古铜、三代器、香炉等七则，录自卷六古铜论。“石谱”部分的灵璧石、英石、竹叶玛瑙石、沂州土玛瑙、丝红石、南阳石、永石、川石、湖山石、乌石、青州红丝石等十一则，录白卷七异石论。5、录自明周嘉胄撰《装潢志》者，有“装潢”部分的洗画、覆背、安轴、染绢、粉变、手卷、册叶、硬壳(二方)、治糊十则。6、录自《云林石谱》者，有“石谱”部分八十三则。其中临安、武康、昆山等十三则，录自卷上；鱼龙、松化、洛河等十六则，录自卷中；宝华、石州、夺玉等三十二则，录自卷下。除上述六种可判定为《杂记》直接录自原书外，仍有数十则散见于其他各书，但无法确定是从何书抄得。因有些内容此书有，彼书亦有。因此，只能言其见于某书。如：“农事”部分的水芋种法一则，见于明黄省曾撰《种芋法》；葵、香兰、枳、伐木、耕田五则，见于北魏贾思贾思勰撰《齐民要术》；“救荒”部分的高子良服柏叶法、又(救荒)二方、生柏叶法四则，见于唐孙思邈撰《千金翼方》；“诸花谱”部分的蝴蝶一则，见于明高廉撰《草花谱》。下册：1、“书斋雅制”部分的洗书画、磨古剑、洗古铜三则，见于明瞿佑撰《俗事方》；假碑、洗字二则，见于明邝璠辑《便民图纂》；接纸缝一则，见于明陶宗仪辑《辍耕录》；印色(三方)、装古铜、古今真伪辨、宣器等四则，见子明高濂编《燕闲清赏笺》；洗印章一则，见于元吾丘衍撰《学古篇》。2、“珍玩”部分的官哥窑器、定窑、古龙泉窑⑨、玻璃窑、均州窑、明朝饶器等六则，见于清初谷应泰⑩辑《博物要览》；古器一则，见于宋赵希鹄撰《洞天清录》。如上所述，可以看出，《杂记》实系蒲氏抄录了各书的有关内容综合而成。其著作方式应改为“辑”，而不应该是“撰”或“著”。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沦：《杂记》并非蒲氏本人著述，实系系其辑录稿。五、结语蒲松龄先生是我国清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中刻苦读书，奋发砥砺，不仅其著述堪称宏富，所编辑抄录之书也是较为可观的。在蒲氏整个治学及创作生涯中，一部辑录稿所占据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历时二百数十年后，它的存在却具有特殊意义了。这不仅仅是由于年代久远，蒲氏手稿多已遗失，所幸存者则愈来愈显示出其特有的文物价值，更主要的是在继承发扬祖国科学文化遗产，振兴中华的今天，蒲氏手稿的发掘对我们进一步从事蒲学研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通观蒲氏辑录之《聊斋杂记》，使我们更进一步看到蒲松龄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爱好，及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对农事的关心，其治学之道也是颇值得借鉴的。因而，尽管《杂记》并非蒲氏本人著述，仅系其辑录稿，仍不失为我们今天研究蒲松龄先生生平及思想的可贵资料。注释①这部分无总书名，因按十二月令分述农田树艺之事，故本文称之为“农事”。②蒲延章，蒲文姗之女，时年五十二岁，在中共沈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蒲庆章，蒲文珊之侄，时年四十三岁，家住西丰，在沈阳黎明机械公司基建处郜家店工程队工作。③见刘阶平著《聊斋志异遗稿辑注》，杨仁恺著《聊斋志异原稿研究》。④《西丰县志》卷十四“职官”。⑤见齐噜书社一九八〇年版《蒲松龄年谱》“蒲松龄辑录观象玩占手稿与其所编著的农书简介”。⑥“又”篇不另计数。⑦一九八二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⑧见杨仁恺著《聊斋志异原稿研究》。⑨此三种原无题名，文中名称据所录书中题名而定。⑩谷应泰，清丰润人，生卒年不详，约顺治末前后在世，顺治四年进士。作者简介：康尔平，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巡视员，——年曾在辽宁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此文于年发表于《图书馆学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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