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辛德勇教授，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书痴者文必工”，近日，辛先生于三联书店出版了新著——《中国印刷史研究》。本文写作在新著出版之际，展现了辛先生“另立新意”、“打破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认知”的学术追求。
以下为辛先生《手记》一文的后续部分。
辛德勇老师
三
談到撰寫這幾篇的共同方法，或者說是寫作過程中着力注意的事項，有一點看似很簡單，很平常，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最爲初步的入門要求，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相關研究者做得卻並不是很好，甚至也可以說是普遍做得很不好。——這就是全面把握前人已有的研究，予以認真對待。
現在大學裏的碩士、博士寫學位論文，導師要求學生奉行的“學術規範”，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充分掌握並深入理解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於這是學位論文選題得以確立和展開論題所要必備的先決條件，學生往往將相關內容，列爲學位論文的第一章；而專家審核論文，也是首先着眼於此，察看學生的論文是否具備起碼的基礎。既然生生徒徒都是循此路徑入門問學，先行的長者著書立說，當然更應作法垂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譬如，關於唐人“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詩篇究竟是怎樣一種製作方式的問題，時下很多專門的論著，都把它理解爲雕版印刷。這種說法固然淵源有自，從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趙翼，到清末民初的版本學巨擘葉德輝，再到現代最早開拓古代版刻研究的學術大師王國維，都是如此看待這一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並不以全部精力來專門研究印刷術的學者，或是比較平常的通述性書籍，簡單沿承上述權威學者的說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對於那些以研究古代版刻印刷爲職事的“專家”來說，就必須知道，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桑原騭藏、法國學者伯希和、美國學者富路德、中國學者向達、蔣元卿、陳登原、翁同文等，都相繼對此表述過不同的看法。
所謂唐人“模勒”元白詩的問題，並不是唐人可能述及雕版印刷的一個可有可無的例證，如果確實講的是雕版印刷，它不僅是一項時間很早的記錄，而且還牽涉到中國早期雕版印刷技術在社會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傳播擴散的歷史進程問題。因此，一個具有相應見識而且負責任的學者，不能不同等對待這兩種不同說法，做出自己的考辨分析，然後纔能有根有據地做出從違取捨。
然而，令人十分遺憾、同時也會讓很多普通讀者感到費解的是，直到近年出版的一些很專門的論著，大多都對神田喜一郎、桑原騭藏、伯希和、向達、翁同文一派人的意見，宛如視而未見，漠然置之。在這當中，有些是出於自己既定結論的需要而刻意迴避，但實際上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確實是閉目塞聽，對上述這些人的著述和觀點略無所知，其中也包括身居高位的某些著名“專家”。這或許有些令人驚訝，但當今中國印刷史研究領域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因爲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現象，同樣的情況，在印刷術起源的研究中，表現得更爲突出。我前後耗費十多年時間來探究這一問題的真相，但最終得出的結論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基本結論，衹是在藤田豐八、向達和禿氏祐祥諸位先生既有觀點的基礎上做出一定的推進，而藤田豐八等人的基本見解，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提出！
假如是不同意他們的觀點，盡可充分展開討論，加以辯駁，可實際情況同樣是尠少有人提及這些著名學者的重要研究。這裏面既有研究者外文閱讀能力的限制，也有因基本學術訓練不足而不知理應先行全面蒐集相關研究成果而造成的疏漏，可能還有人因狹隘民族觀念作祟而刻意加以忽略。不管怎樣，無視、漠視前人已有的重要研究，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它極大地妨礙了相關研究工作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甚至也可以說是根本無法走入正確的軌轍。
四
像上面舉述的問題一樣，在歷史學研究中，我們可以遇到很多很多問題，前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往往越是重要的基礎性問題，異說越多。這是因爲解決這些問題都有很大難度。在我看來，遇到這樣的問題，衹能迎難而上，予以梳理辨析，盡可能提出合理的解釋。既不應簡單地擇取自己想要的觀點，也不宜迴避分歧，超越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而徑行按照自己設定的高大上“問題意識”，講一些玄之又玄的大道理。
這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旨趣和根本方法，雖然不會言人人殊，但也很難讓普天下學者取得共同的認識。常語云“道不同不相爲謀”，因而衹能是各尊所聞，自行其是。
做學問，搞研究，誰都不會生而知之，需要從師問學。所謂“各尊所聞”，就是遵從自己學到的治學方法和路徑。我從事歷史學研究，受學於史念海先生和黃永年先生，在具體的治學方法上，更多受到黃永年先生的影響；特別是版本目錄之學，乃入門伊始遵奉史師之命，從永年師處習得。因而研治斯學，自然多效法黃永年先生。
時下在歷史學界，很多人都認爲，要想做一個像模樣、夠品位的學者，大致需要具備如下兩點特徵：一是要關注並緊跟世界最新潮流，特別是要瞪大眼睛看住並立馬寸步不離地跟緊美國哈佛大學那些人的腳步；二是要自成一家而不與他人討論問題的是非，甚至有些自視其品味足夠地道的學者，還會把你對問題的論辯，或是通過深入論辯纔很艱難地得出的新見解，看作是小字輩兒學徒所做的很爛污（Low）的綜述。生值斯世，實在是很悲哀。因爲我不僅貼不上這兩個“鏤構”（logo）的金字標識，而且還常常與之背道而馳。我所講的“自行其是”，指的就是這一點。
談到世界學術潮流，不拘西洋、東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倒是出現一股講說出版印刷史事的風潮。赤縣神州，當然也頗有人順應時勢，預流揚波。然而以余之固陋，所見論著，似多於書籍印刷本身頗顯隔膜，往往是基本常識欠缺嚴重，基本史事模糊不清，甚至謬誤連連。這樣一來，其在版刻印刷之外因高深的“問題意識”而生發出來的種種玄妙議論，真是好一派絢麗的毛羽，竟沒有皮张可以附着。这就很難說到底具備多少實實在在的學術價值了。
這種情況，與我在環境史研究中看到的情形頗爲相像。因爲我在大學本科學的是研究環境的地理學，多少懂一些基礎知識，從而比較容易看到其中的問題。其情形正如我對古代版刻稍微花過一些功夫，因而能夠看到童顏素人奮力投身斯事之後所造成的弊病一樣。審視印刷史和環境史這一研究現狀，不能不讓我推想，這恐怕不會是在一兩個看似“時髦”的學術研究方向上偶然遇到的個別現象。儘管世風如此，但这样的研究，實非余之所好，也不符合老師教給自己的治學路數。因此，這本小書，探討的都是一些很傳統、也很基本的問題，希望能夠切中實際，針對難點，扎扎實實地推進中國印刷史的研究。
問題很老，研治的路數更是陳舊，衹是簡單的史事考辨。落伍過甚，自信有時便難免會有所動搖。不過王國維先生講過的下面這一段話，常常給我以支撐：“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觀堂別集》卷四《國學叢刊序》）國學大師都這麼說了，後生小子，自不妨任性一下，耐得住寂寞就是了。在我看來，學術有兩項本質特徵，一項是樸素，另一項就是寂寞。
走自己選擇的學術路徑，我能耐得住不合時宜的寂寞，可別人卻時有非議。非議最多的，就是我在論證問題過程中，對既有學術觀點的辯難，這就是前文所說一個好的學者是不是需要與他人相互討論的問題。
談到選擇什麼樣的問題做研究或是研究什麼樣的問題纔富有學術意義，我經常想到登山家在回答爲什麼要登山時講的一句話：“因爲山就在那裏。”套用到我對待學術研究的態度上，便是“問題就在那裏”。一個學科，最基本的問題就橫亙在那裏，我無法迴避。有很多人，往往看不到這些問題，以爲早已形成定論，再無餘義可求，自然不會關注這些問題，但我看到了現有成果的不足，就不能置之不理。
一個科學的結論，要能夠經得起檢驗。有疑竇，就要提出質疑，展開考辨，以期得出合理的判斷。所謂“不破不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這部書中論述的幾個問題，都花費大量筆墨，對我不能認同的種種觀點，逐一加以批駁（印刷術起源問題尤甚），就是基於這一認識。對於我來說，考定這些觀點不能成立，是確立我自己看法的必備前提，也是論證自己看法時不可或缺的步驟，蓋“漢賊不兩立”也。在這一意義上講，破就是立。這本是我承自永年先師的治學方法，而若是再向前追溯，則可以看到，清代考據學家即曾普遍這樣論證問題。就學術發展的整體歷史而言，亦可謂“吾道不孤”。
在這裏還需要稍加說明的是，我在寫比較嚴肅的學術論文的時候，不僅對所辯駁的對象，其他凡是提到既有學術觀點的時候，都要盡量明確指出這些提出學術的觀點的具體學者，或是代表性人物，絕不含混地使用“有人說”、“有些人以爲”這類找不到是誰的辭語。這部《中國印刷史研究》同樣如此。在我看來，這正是充分尊重討論對手的表現，同時也是對自己言論負責的做法，這也是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所必須遵守的技術規範。因爲衹有這樣，讀者纔能全面、清楚地瞭解論辯雙方的論證過程，做出自己何依何從的判斷。
現在頗有那麼一些人，或許是因爲很少接觸清人的考辨論著，同時也很少閱讀民國時期學者那些針鋒相對的學術探討，衹看過現在那些被編輯按照“組織”要求弄得稀里糊塗的官樣文章，少見自然多怪。習以爲常，積非成是，以至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學術研究究竟應該怎樣展開論述（數十年來，直到前不久一段時間，批評或是批判什麼人的觀點以及是不是點名，是衹有組織纔有權力操弄的事，官辦刊物，現在大多仍然恪遵這一悖戾學術傳統的政治惡習）。
在他們當中，還有很少一小部分人，大概是從小爹娘不加管教，整天耍流氓耍慣了，動不動就按照自己的流氓習性，把別人嚴肅認真、有根有據的學術批評，誣稱爲“罵人”，或標識爲“毒舌”；另有一大群蒙受吾國特殊陽光雨露養育起來的學術“小粉紅”，則又莫名其妙地把學術批評看作是對被批評的一種“不敬”，從而神聖地宣判批評者“缺乏修養”、“不厚道”。儘管是個“小世界”，但學術界畢竟也是一個生態體系，自然什麼物種都有。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更黑白混淆，是非顛倒，早已見怪不怪。
另外，在提及相關學者的時候，我一概直接指名道姓，省略“先生”、“老師”以及表字齋名之類尊稱雅號。蓋臨文不諱，本是學術著述應有的體例，是科學性的體現，藉用一代學術巨擘顧炎武的話來說，就是“不諱者所以爲信。此聖人之法，傳之萬世而不易者也”（《亭林餘集·廟諱御名議》）。
辛德勇老师
五
除了對研究問題的選擇和在論證過程中對既有觀點深入展開討論之外，還需要向讀者解釋一下我在論證方式上的另一項追求：這就是不厭其詳。
歷史學的研究論文，和所有學科的研究著述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法，自然不會完全一樣；更沒有必要像時下一些人鴰噪的所謂“學術規範”那樣，刻意把學術論著寫成僵硬的八股，結果千人一面。
我知道，很多人主張所謂“清通簡要”，用筆行文，要盡量簡潔。讀研究生時，老師史念海先生，給我講過他年輕時的一位室友，經常深更半夜把他叫醒，探討《聊齋誌異》某處爲什麼衹用一字而非兩字，此公以爲惜墨似此始臻妙境。然而，看我的文章，好像是下定決心要反其道而行之，類同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首先牽涉到對歷史學研究論文性質的看法，而如何看待歷史學研究論文的性質，實際上又要觸及對歷史學研究的屬性的認識問題。
對待這一學科的研究，現在許多學者強調它的藝術性。與此相對應的，就是說不能像看待科學有一樣看待歷史學，實質上是說歷史學不是科學，有人就明確宣稱這一點。
說起來，這似乎是個老問題。因爲當年桐城派人士，即抨擊乾嘉時期漢學家爲文“類如屠酤計帳”（方東樹《漢學商兌》語）。“屠酤計帳”，固非美文，但若是袞袞韓歐諸公不幸落魄至以宰牲販漿維持性命並且也有計帳存世，除了字體之書卷氣非殺豬賣酒者可比之外，內容與文采，恐怕同生在屠酤之家的草民不會有太大區別。此無他，文字的性質使然。
著書作文，衡量行文和詞句的優劣，首先要看其文字是否符合文體的性質。譬如，歐陽文忠公給《新唐書·藝文志》寫的小序，備受桐城學派中人推崇，奉作美文的範本，但通觀全篇，五六百字的篇幅，洋洋灑灑，或許在“幡司”（fans）眼中，美輪美奐（斗膽說句大不敬的話，文中諸如“嗚呼，可謂盛矣”這樣的空虛感歎，竊以爲類同足球場上球迷的狂呼亂喊而已，寫在這裏，實在不甚得當，而歐公在發此感歎之前，講述古往今來典籍目錄的分合源流，謂相對於西漢的“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又差誤殊甚），但對讀者來說最爲關鍵的內容、也就是亟需在這裏瞭解的信息——這篇《藝文志》是依據什麼資料或是根據什麼原則來編纂的，卻惜墨如金，隻字未提，害的後人不得不多方揣摩，還是難得一明究竟。難怪清人閻若璩就歐陽氏之文與學感歎說：“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歐公。”（《潛邱札記》卷一）
似此眾口一詞的千古名篇，實則質本無存，即使真的美妙無比，作爲史學著述來說，其文辭之美，又將焉附？現代學者在有些歷史問題的研究中恰恰重視敦煌、居延、吐魯番、千佛洞等地發現的破爛“計帳”，實質性原因就在於它雖然鄙陋，卻質直無文，質未爲文所掩。
歸根結蒂，史學研究及其表述形式，還是要以純正的科學性爲第一要義，更具體、也更形象地說，就是質先於文，質重於文，這樣纔能切實保證實事求是。如果不是這樣，輕視甚至否定其科學屬性，主張史學研究的藝術性，那麼，藝術的本質在於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獨創，僅僅就表述形式而言，世界上絕大多數吃這碗飯的人又怎樣來執筆撰文呢？這實在非愚鈍如余者所知，至少蠢笨如我，是與這等雅事無緣的。
除此之外，另外還頗有一大批人，在史學研究中強調研究者個人主觀認知的重要性，極力渲染史事真相的不可知性，從而徹底否定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對於這些人來說，文章更是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是了。在我看來，這已經把學術宗教化了，所有的史事，實質上都已轉化爲信仰問題，我信，故歷史如我心。除了刻意殘害人命或是假借教義性侵信徒的邪教，我尊重一切正常的宗教信仰，對史學界這些虔誠的信仰者也同樣敬之重之。但信仰衹有信與不信的區分，是無需、也無法展開是非正誤的討論的。
既蠢到與藝術無緣，又冥頑不化，沒有信徒般的虔誠，那麼，回到科學的史學探討上來，盡可能做出詳盡的論證，就是我必須從事的工作，捨此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要想對一個複雜疑難的歷史問題，盡可能做出詳盡的論證，一般來說，不能不具備如下兩個特點：一是對相關的文獻，要廣徵博引，以求確證；二是對既有的成說，要辨難析疑，以明正理。
從另一方面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問題，是不管怎樣努力，在你研究的所有問題中，總會有那麼一部分，多多少少要留下一些遺憾，這是誰也無法避免的事情。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在主觀上放棄對完善論證的追求。清人魏源是喜歡“但開風氣不爲師”的，但看他在這一追求下撰寫的《海國圖志》等論著，實際上衹能給轉移社會風氣提供幫助，作爲學術著作，卻粗劣過甚，譌誤滿篇。這不是我心目中的學術。
我一向認爲，在歷史學研究中，想到什麼，提出什麼，並不重要，甚至可以說一點兒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能深入認真地論證多少問題。誰也不一定真比誰傻多少，並不是衹有你天賦聰明想得到，別人都是榆木疙瘩腦袋，怎麼想也想不到（我讀研究生時，一些富有學識的前輩要是在公開場合說某某人“聰明”，那多半是在譏諷其人華而不實）。不花功夫抖機靈兒，滿世界嘚瑟空唱高調，既無益於學術，最終也枉耗了卿卿性命。看看晚明時期那些同樣自以爲聰明而且文章也確實寫得很漂亮的輕佻才子，還顺手捎帶着葬送了朱家的江山。
閉門治學和聚徒講學是有區別的（清朝乾嘉學者多潛心問學於書齋，晚明學者最喜歡拉幫結夥、高談闊論的排場），專題研究論文也不能等同於上大課的講義。一個有責任心、同時也敢於承擔學術責任的歷史學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關鍵是要努力深入論證並扎扎實實地解決一些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具體問題，特別是首先着力解決那些複雜疑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要是三言兩語就能輕易說清，恐怕也不會有多複雜，有多疑難。
要想很好地論證歷史問題，就很難以所謂“清通簡要”形式來做表述。在這一方面，我特別喜歡日本學者的論著：極盡所能，曲暢其說。在展開論證的過程中，往往既要對自己觀點之所以成立一一加以闡釋，同時還要對那些雖然還沒有人提出、但可能存在的別樣理解做出辨析說明。要想切實做好這樣的闡釋和說明，都不能衹是紅口白牙地講自己如何因獨具隻眼而看到了尋常人看不到的宇宙真理，還必須出示相應的證據。
所謂證據，主要就是史料依據，而史料中往往既有直接支撐自己觀點的記載，也有能間接證成自己觀點的記載，有些時候還會遇到看似與之抵觸或是可能引發歧義的記載。對那些正面的記載，不管直接、間接，通常都有它的作用，按照嚴密的內在邏輯次序，有層次地引述那些看似雷同而實際上各有側重或性質、來源互有區別的史料，逐次展開論述，纔能充分證明觀點的合理性。
談到這一點，我非常認同清人程恩澤講過的一段話：“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塞。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癸巳類稿後序》）由正經正史，到稗聞野史，再到古注舊疏，以至鐫金刻石之類的諸色文字，使用時各自居於不同的層次，也分別切入不同的角度，交叉定位，共同指認同一歷史真相。——這就是清代乾嘉時期以來諸多學人筆下的歷史研究，也是我嚮往和追求的歷史研究。
清代乾嘉以來的學者，每證成一個具體史事，動輒引述十餘條乃至數十條史料，除了直接的紀事之外，往往還要旁搜遠討，以求證據詳確。這些學者之所以多方舉證，不厭其煩，是由於後人衹是依據非常有限的史料來考察遠去的歷史，因而主觀的認知，很容易產生歧誤，舉述諸多不同的史料，從不同的視角考察同一問題，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求取客觀的真實，避免誤入歧途。昔梁啟超先生嘗以爲這就是最科學的方法，我希望自己能夠始終遵循梁任公指示的這條路徑。可能有很多人不習慣我的論證方式，我想，要是這些讀者也能多看一些前清學人的著述，而不僅僅關注像巴雷特那樣的泰西教授怎樣做研究，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看法也許會有所不同。
在研究過程中盡量充分掌握各項相關資料，同樣不能對那些在一般人看來可能不利於自己觀點的史料視而不見，至少對於其中一部分比較重要的內容，也要在論證過程中做出必要的說明，講明自己的釋讀，這樣纔能排除讀者的疑惑，對所論問題，給出一個清清爽爽的結論。
更爲需要耗費筆墨的是，你探討的既然是疑難問題，往往難就難在古往今來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提出過不止一種看法，有些可能已經成爲通行的定說，而這些看法實際未必能厭人意，至少重新審視這些問題的研究者對此並不滿意。要是我遇到這種情況，衹能一一考辨，有根有據地明確指出這些舊說不能成立的道理。這樣一來，必然又要增大論證的繁複程度。這就像自然科學工作者用實驗的方法驗證種種學術假說的是非正誤，一個科學新發現要想取代舊有的認識，這是必不可少的論證過程，衹不過在歷史問題的研究中主要是依賴史料考辨而已。
上述談到的這幾種論證形式，在這部書中都有很突出的體現，我走的，是與“清通簡要”一派截然不同的路徑。
常常聽到一些學術界中人講，品味足夠高大上的大師，都是在窮盡史料且爛熟於胸之後，纔返璞歸真而能舉重若輕，拈出一條關鍵材料，就支撐起超絕淺學俗儒的宏論。既然堅守學術研究的科學屬性，我就不信神。且不說這樣行文的學者是不是真的能夠博覽群書，知悉所有相關的史料（例如，業師黃永年先生晚年和我談起陳寅恪先生的著述時，講的最多的話，就是越仔細閱讀，越對寅恪先生治學之粗感到意外，像有些研究連《冊府元龜》這樣的基本書籍都沒有能夠注意利用），即使博聞強記，過目不忘，但依照我這種粗笨人的經驗，動筆、不動筆，對同一材料認識的深度和讀解信息的豐富程度，常常會有很大不同，而像我這樣累累贅贅地一一徵引剖析纔看得到的一些內容，恰恰爲那些刻意追求行文輕省者所未知，這就說明那些看似多餘的筆墨實際上是省不得的。
竊以爲學術文章就是學術文章，我從未領略到任何一篇受到諸多學人普遍贊譽的學術“美文”具有值得欣賞的藝術性。要是有時間賞析文章辭彩，我不會選擇任何一位現代學者的學術論著。哪怕是稍稍靜下心來，細心品味一下每天當作史料研讀的古代典籍，也許會去看《史記》、《漢書》，看《趙飛燕外傳》和《金瓶梅詞話》；看《詩經》、《楚辭》，看《夾竹桃》和《白雪遺音》。何況赤縣神州之外還有很多自己從未讀過的文學名著，反正不會去死乞白賴地琢磨某某大師某篇論文的某個字句寫得有多精妙，自己更不會在撰寫學術論著的時候刻意以文辭自嬉。
再說，做研究，寫文章，本是生命的重要構成部分。生命是一個過程，結果並不美妙。所以人一定要努力在生活中享受生命的愉悅。和對生命的感知一樣，從事學術研究，最讓我享受的，是按照嚴謹的邏輯程序展開論證的過程，而不是一句話就能講明白的結論。這樣的論證過程，越是細密綿長而又跌宕起伏，越令我陶醉，令我沉酣。我相信，你要是一個有着同樣懷抱而且也具有足夠的情趣、同時還有足夠生活經歷的人，你懂的。
在我看來，那些衹關心結論而不在意論證過程的學者，不是學術使命感太強太重而令人心生敬畏，就是人太無聊，太枯燥，讓人感覺乏味。
我講這些話，並不是說所有人的文章都應該這樣寫，恰恰相反，我在前面已經講過，每個人的文章有他自己的寫法，這裏講的，衹是我個人對學術論著表述形式的基本要求而已。我從來沒有向人講述過文章怎樣寫好、怎樣寫文章纔算第一流文章這類教師爺話，更不會現身說法，拿自己的文章做範本，要求後生小子去追從。我知道，就像我也有不喜歡的寫法一樣，一定會有一些人不喜歡我的寫法。我自己對待這一問題的做法是：不喜歡，盡量少看、不看就是了，絕不會去自討煩惱。
另外，我講這些話，也不是說寫文章越累贅越好，越啰嗦越好，材料擺得越多越好，把文字胡亂堆砌到一起就成文章。文章雖然寫得很差，但在屬筆爲文的時候，我對謀篇佈局、哪些材料該引哪些不該引以及在什麼時候引什麼材料，乃至遣詞造句，也是頗費心思斟酌的。實際效果也許並不很好，甚至很糟糕，但那是因爲自己實在拙於文辭，蓋文有別才，非關學也。
辛德勇老师
六
除了上面講到的這些對學術的原則性思考之外，這部書中比較具體的研究特點，或者說是我自己努力把握的研究理路，主要有如下三項。
第一，是在分析問題時，注意切實把握實在、具體的內在聯繫。
以往有關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論著，缺乏對各個相關因素之間具體關聯的深入剖析，而流於簡單的鋪敘。這一缺陷，在中國印刷史研究的各個方面都很普遍，而在印刷術起源的研究中尤爲突出。
在歷史研究中簡單連綴鋪敘相關文獻記載，其最大的弊病，不在於缺乏所謂“問題意識”而難以具有深度，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往往難以清楚認識各個事項的本質特徵及其相互之間是否具有內在的聯繫，從而或因既定的敘述軌轍而難以釐清這些具體事項的真實狀況，或因簡單看待某種表面上的近似特徵而把一些本來沒有關聯的事項串聯成一條前因後承的發展鏈條。
例如，在論述明代弘治年間興盛一時的所謂“銅活字本”時，海內外各地的學者，都是衹看某些印本上標識的“銅板”二字，便眾口一詞，指認這些用“銅板”擺印的書籍，是“銅活字”印本，而不愿稍加思索，考慮活字印刷與雕版印刷在技術上的主要區別就是版材與字釘的材質往往並不相同。例如，北宋人畢昇最初採用的方法是鐵板（版）泥字，南宋人周必大雖然也用泥活字，但卻改換成了銅板（版），明末方以智和清前期人王士禛見到的活字印刷方式，則是銅板（版）木字。在這種情況下，見到書上標稱“銅板”，就將其視作銅活字印本，顯然太過匆率，完全忽視了活字印刷的本質特徵：即構成字版的各個不同部分在材質上可能會存在明顯差異。實際上，當時人本來清楚記載這些所謂“銅活字”印本，係“範銅爲版，鏤錫爲字”，即屬錫質字釘，因而正確的說法，衹能是稱作“錫活字本”。
又如，很久一段時間以來，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泛起一股所謂“大印刷”的風潮。所謂“大印刷”，就是打破傳統上把以紙刷印視作印刷的基本定義，幾乎把一切文字和圖案的原形轉移方式，諸如秦漢間人之印染花布、乃至三代昌明盛世以陶範鑄就之鐘鼎銘文，都是雕版印刷的滥觞。以此橫推，至於把嬴秦時期合數範而製成的一些陶文，視作早期活字印刷的產品。按照一般的通識常理，已經很難領悟這些非常異議可怪之論。
然而在印刷術產生的技術淵源這一問題上，其他那些更爲普遍的說法，實際與此頗有相通之處。在講述這一問題時，大多數人都要提到按捺璽印和捶拓碑石銘文等看似與印刷差相仿佛的文字轉移手段。
但令所有這些人都難以回答的是：璽印和拓印技術都應用甚早：前者，有人甚至據此把印刷術的起源追溯到了西周中期，而到戰國時期，璽印的使用無疑已經非常廣泛地通行於社會；後者在南朝時期也已經相當成熟。可爲什麼印刷術的出現實際要比這晚上很多呢？前面提到的那些“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同樣存在這一問題。
不願思考、更無法說明這一實質性問題，也就難以回答印刷術產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解答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準確把握諸如璽印、拓印這些文字符號的原形轉移手段與印刷術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繫，而深入分析的結果，答案是否定的。否定掉這些稀里糊塗的說法，我們纔有可能走進歷史的真相。
第二，是深入分析各種不同類型、不同性質印刷品的社會意義，注意把握其社會性質差異對印刷術發展的不同意義，從而理清其時間發展次序。
在分析印刷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歷程時，我特別注意把握兩個關鍵事項：一個是早期單幅印製的陀羅尼經咒，另一個是唐人“模勒”的元、白詩篇。前者是探索印刷術起源問題的關鍵，後者是揭示印刷術早期發展歷程的關鍵。
唐人印製的陀羅尼經咒，研究者都會提及，但衹有宿白先生等極個別學者，深入剖析過其本身的前後演變序列。遺憾的是，宿白先生等人仍未觸及這些陀羅尼經咒與印刷術產生的關係，亦即未能注意到這些陀羅尼經咒的早期梵文形態及其社會屬性對批量印製的強烈需求。
通過深入分析其內在屬性和外部形態，則可以看到，正是由於密教在開元年間的勃然興盛，造成了社會大眾對陀羅尼經咒的強烈需求，以至往生他界時也要身佩這樣的經咒，若是原滋原味的梵文文本，功效將尤爲靈驗（實際上那些梵語咒文也根本無法翻譯成中土的文字，所以後來也衹是費勁巴力地用方塊字來勉強音譯），問題是能夠書寫梵文的外文專家罕若星鳳，相對於社會大眾的普遍需求，無異於杯水車薪。迫不得已，人們想到了前不久纔從印度傳入中國用以捺印佛像的木模，也就是所謂“佛印”，而陀羅尼經咒短小的篇幅，也勉強能夠用幾個木模把它拼湊捺印到同一幅紙上。這樣的印品一旦出現並廣泛流行，由此再稍加改良，改數個木模爲一塊整版，再把木版之施墨於紙由俯壓紙面改爲仰承刷紙，真正的印刷術就很自然地誕生了。
唐朝人通過“模勒”的形式複製元稹和白居易兩個人的詩篇，也是大多數印刷術研究著述都會提到的一件中國應用印刷術的早期實例。然而，從來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元稹和白居易詩作的性質，從而進一步思索：在元、白兩人生活的時代，若是雕版印刷他們兩個人的詩篇並用以販售，這意味着雕版印刷術的應用範圍，已經擴展到世俗文人的流行詩篇。
然而這並不符合情理。唐代印刷術的傳播擴散路徑，在進入文人士大夫的詩文這一領域之前，應是先行雕印科舉考試最爲重視的試賦，印行高中榜首之人的佳篇麗作。科舉考試廣泛而又強烈功利需求，促使眾多上層文士普遍接觸、接受這種新的文字著述傳播形式，從而纔採納用以印製詩文，並最終遍及其他各種書籍。
通過對各種刷品具體屬性的區分和研究，就能比較合理地把握其在印刷術發展史上所處的位置，印刷術在中國發生和早期發展的歷程，就比較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由用一個源自印度的印模（也就是藤田豐八先生所稱的“佛印”）來捺印一幀佛像，到合用數個印模捺印一篇梵文密教陀羅尼經咒，再到整版雕製、刷印梵文、漢文佛教讀物和用品，再延展到社會其他信仰和世俗大量應用的“暦日”（黃曆）等民間讀物。由此進一步擴散，則是韻書、字書等小學類基礎教育書籍，中經應付科舉考試使用的中式範本這個關鍵環節，最後纔被上層文人士大夫逐漸接受，以之印製古今詩文，直至朝廷衙署國子監組織雕印神聖的儒家經書，從而迅速普及於各類書籍。——從出生，到長大，各種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印刷品，前因後承，有一條清晰而又實在的脈絡貫穿其間，體現着内在的機理。
第三，是注意綜合考慮各種社會因素對印刷術發張的影響，而不是簡單羅列排比直接關涉出版印刷的史料。
研究出版印刷的歷史，如同研究所有歷史問題一樣，一項深入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很多相關的因素。這既不是教科書上對某一學科的標準定義所能涵蓋，更不宜像某些沒出息的從業人員那樣，以自己腳下爲圓心，再用小胳膊小腿作半徑，劃定一個圈圈，即所謂畫地爲牢，固步自封，試圖以此來排斥他人出自更大視野的研究。要是再放膽多講一句的話，現在有些人按照自己悟出的“問題意識”來搞看起來很時尚的研究，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本質上，同樣具有這樣的品性，以爲若非同樣“意識”到我想要看的“問題”，就不值一顧，算不上是什麼研究。
我過去在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問題的時候，就遇到過很多按照這樣的規矩來“佔山稱王”的好漢。研究中國印刷史，也能感到同樣有“圈子”裏的“專家”者流，排斥他們那個“圈子”以外的人另行拓展視野來考察問題。譬如，有人就以實際看到的宋元古本太少這種莫名其妙的說法，來明裏暗裏地貶抑業師永年先生的版本印刷研究成果。
在歷史學研究領域，不管是哪一個具體學科的人，懷揣這樣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底氣不足使然。要想拓展視野，對問題窮追不捨，首先便是對學者治學能力的考驗。這是因爲研究一個複雜的歷史問題，到底會涉及哪些因素，跨越多大的知識範疇，初非研究者所能預先設定，故要求研究者在展開論述的過程中，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擺在面前的疑難問題，猶如戰場上的敵手，十八般兵器中總共會使用多少種兵器，以及在戰役進行中不同的時刻究竟該使用哪一件兵器，這都要根據對手的情況來決定。關於這一點，我在對明代所謂“銅活字”印刷問題的研究中，感觸尤深。
在我從事這一研究之前，衹有極個別學者（如南京圖書館的潘天禎先生），對明代所謂“銅活字”印書中的部分書籍，提出過否定的意見。這樣的觀點，雖然很好，但論證的格局和視野，都很侷促，沒有能充分說明所謂明“銅活字”印本的不合理性。
我在論證這一問題時，首先從所謂“銅活字”一說的由來，指明其產生時間很晚。從這類印本在明中期以後出現時起，直到清代中期，一向沒有“銅活字本”的說法。這是從前人對它的記錄和認知這一角度，來揭示“銅活字”云云並非與生俱來，甚至也談不上“古已有之”，而是出自後人的認識。既然是出自後人的認識，就會有對有錯，免不了會出現判斷失誤。驗證的方法，則最好是盡可能全面地綜合考慮各項相關因素。
爲此，除了如上文所說，先是前後貫穿來考察活字印刷史上的字版和字釘，用以辨明“銅板（版）”的標識與銅活字無關之外，還考慮到明代銅資源的高度匱乏、明朝法律對民間用銅的嚴格限制和嚴厲懲處、由於銅質過於堅硬而中國傳統的工藝缺乏大批量雕製銅活字的能力，以及明朝銅價過於昂貴，若用銅雕造活字成本過高，而且其效果並不比元朝人王楨即已應用成熟的木活字更好，以致絕不可能有一大批人同時來幹這種燒錢的傻事。通盤考慮上述諸項因素的結果，使我有充足的理由來否定通行多年的明銅活字印刷。通過這一研究，也使我愈加相信，衹有這樣纔能更加切實地推進學術向前發展。
七
歷史研究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不管我們研究者在主觀上如何努力，在前人基礎上能夠做出的推進，總是那麼一點點，而且在糾正、彌補前人疏失的同時，又往往會造成新的錯誤。新的探索也有可能完全失敗，至少會留下一些瑕疵。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既然走上了這條路，我們就再沒有別的選擇，甚至容不得猶豫，衹能繼續前行。
對這本《中國印刷史研究》論述的問題，有缺點，有錯誤，以後我自己先發現了，會隨時做出更改；要是由別人先發現了，那就由發現者來批判、訂正。因爲自己已經盡現有的能力做出了比較深入的探索，萬一不幸全錯了，那後來的研究者也會明白此路不通。這都是很自然的。我從事歷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歷史的真相，而我個人，衹是學術長河中的過客，爲逼近歷史的真相做出一點點誠懇的努力而已。衹要真相最終能得到揭示，不管成於誰手，我都感到欣慰。
接下來，我還會繼續做一些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在這本書之外，已經成文的較爲重要的文章，有《重論旋風裝》、《北宋刻本〈錢唐西湖昭慶寺結浄社集〉的發現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價值》、《我對浙江溫州白象塔發現所謂“迴旋式”〈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印刷方式的看法》等。另外，還有些印刷史上的重大問題，已經考慮很長時間，而且也在北大的課堂上和校內外的一些講座上簡單談論過多次，衹是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纔能撰寫成文。譬如，關於明代嘉靖萬曆年間雕版印刷的革命性發展這一問題，就在國家圖書館做過以“嘉靖萬曆間雕版印刷術的革命性發展與歷史影響”爲題的專題報告。待這些專題研究達到一定篇幅之後，或許有機會再出版一部《中國印刷史研究》的續集。
與此同時，由於專題研究耗時較久，故計劃在近兩三年內另行撰寫一部文字較爲簡明的中國印刷史。出版的計劃，已經和某出版社初步商定，但書名具體叫什麼，寫的時候再定。通論性的書籍需要通盤鋪敘，而我不是事事處處都有新的研究，都有新的看法，所以免不了要沿用一些既有的成說。但我想在這部計劃撰寫的書稿中盡量多體現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已經發表、出版的內容，還有一些尚未發表的內容。希望這部書稿的總體面貌，與現在常見的通述性中國印刷史著述會有較大不同。
年12月6日記
排版：文若
应辛老师要求，全文以繁体字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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