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王安忆掷下耗神费力的长篇小说，埋头写起中篇小说来，这是否如她所说是创作处在“大作品”的间歇期，也不好说。[1]因为《我爱比尔》、《米尼》、《文工团》和《“文革”轶事》等中篇，不见得亚于那些大作品的长篇小说。她近几年勤奋写作的中篇《乡关处处》、《向西，向西，向南》和《红豆生南国》，即是一个例证。与以前作品相比，它们在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和内容的宽广度上显然有突破的努力和痕迹。
一、《乡关处处》
王安忆喜欢写乡下憨头精明的保姆，如《富萍》和《鸠雀一战》，在着力写上海人时，也不忘回头照顾和观察这一隐匿在都市深处的特殊阶层。
王安忆《富萍》
《乡关处处》中登场的上虞保姆月娥为改变家庭困境，只身来上海闯荡，做起家政服务的行当。她以勤勉认真的劳作，精细周到的处事分寸，与雇主有了扎实的默契，似乎还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了。经数年打拼，月娥在保姆行业闯出一片天，改善了全家生活，收获了与勤恳劳动相匹配的自我满足感。然而我感兴趣的是，《乡关处处》与作者早期佳作《鸠雀一战》叙事上会有哪些不同。由此入题，我注意到它们在人物心理构造上的差别。《鸠雀一战》是那种擅长用人物对话带动心理剖析的叙事的色彩。故事进展里有作者中等偏快的叙事节奏，紧贴着寡居的小妹阿姨，为争取养老房子，四处奔波的紧张和焦灼的心情。同时体现出作家正当壮年极其旺盛的创作力与讲述热情。月娥小妹阿姨年龄相仿，勤恳务工一生，亦萌生出是退休还是继续拼搏的心理状态。幸运的是，她有丈夫，儿子亦已自立。这是月娥用劳动赢得满足感的最重要的源泉。我认为王安忆对保姆在辛劳中找到自我的生活状态，是欣赏和同情的。她写作品时，好像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们，走上了尘土飞扬的回乡之路：
“她们已非当年，刚从乡下出来的新人，两手空空，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捏得出油来。过年回家，夜半起身，肩上挑根扁担，硬是从长宁走到南站。现在，她们可阔多了，地铁，公交，熟得很，出租车，偶尔也要坐一坐。她们不再搭乘慢车，换作豪华大巴，夏天空调，冬天暖气，一路过去，差不多就到家门口”[2]。
这是作家的欣悦，亦是作品的温情。由此我感到这是一篇在细节构造上有体温和爱的小说。
在老一代作家中，王安忆是能把日常琐事写得鲜活如初的人。她的保姆叙事之精彩，也往往在这里。月娥如何做每日三餐，如何打理好雇主家的日常琐事，如何调动生活经验将它们变得顺顺当当，又如何与雇主相处磨合，以及与同乡保姆结伴出游，乃至平时交际，都见出过人笔力，营建出小说虚构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因久居作家书房，作者其实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有意削弱她惯常的中产社会视角（如《长恨歌》，《我爱比尔》对女主角的观察与界定），摒弃俯瞰劳工阶层的姿态，而是将自己置身和月娥一样普通劳动者生活视野，体味感受她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这就往小说中注入了诗意化的内涵，她深知讥讽并非作家的全部手段，有时候需要用真情慰藉读者，因为这才是人间至真至爱的道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并非一味在欣赏作者高超的技巧，他们是在作品中重思自己命运的悲欢。我们从王安忆笔下，读到了，也体会到了月娥和雇主爷爷的人生起落。人生固然千奇百怪，却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史诗。如果说，一二十年前的王安忆，还热衷于摹写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亮出自己写作的手段，那么《乡关处处》的她，愈发觉得拥抱普通人的生命，才是一个作家的岗位。至少在这篇小说里，她理解了长期坚持此道，而不被人忽视的路遥。
关于保姆的小说叙事，自然要回到她们最早出发的故乡。那才是她们生命的原乡。她们力图成为都市的社会人，然而其精神世界里还是过去的自然人。在鲁迅笔下，社会性和自然性在乡村人物身上是并存的，如祥林嫂、阿Q、单四嫂子、小尼姑、孔乙己、闰土等等。自然性是这些人物的，社会性是鲁迅的，它们是一种张力关系，也是历史的共振。我注意到，王安忆过去保姆形象很少涉及她们身上自然性的东西，她偏爱把她们往都市的社会性上靠。《乡关处处》里增添了作者作品绝少出现的超自然神力描写，这是对神鬼现象的刻画，她是月娥一位手脚不干净的同乡保姆。“自小就有传说，祭祖的时候，凡她经过，都会少供品。明明看她长着两只手，并没有裹带，可就是少了，面蒸的牛羊马，点了红胭脂的糕团，鸡膀鸭膀，最大的一项，也不知是真是假，供桌上的全鹅，眨眼不见踪迹。她的一双手也很奇，罩着烛火，叫它灭就灭，叫它旺就旺”[3]。一段似真似幻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中长久存在的对神鬼意象的恐惧与敬畏。神秘的大自然中繁衍生息的人类，依靠自然生活，又改变自然，重写自然，乃至受到自然万物的惩戒。这生生不息的往复循环，讲述的大概就是自然界万物的命运轮回。王安忆用带有迷离气息的笔法，写下了自然的神奇诡异：“众人纷纷取自己的东西，月娥已经摸到包了，那同乡人却偏要传一下，这一传，手上一轻，仿佛重量飞走了。当时并不觉得，头脑蒙蒙的，耳边是锵锵的音乐声，灯又灭掉一批，伸手不见五指，脚跟脚走出，站在马路上，月光清明，人渐渐醒过来，想不起什么，就这么回到住处。隔日发现，包里的钱夹没有了”[4]。
月娥的故事，雇主爷爷和大妹妹，以及月娥与多任雇主和同乡，这一系列的重叠交错故事里，王安忆努力阐释的是，人类灵魂深处对于善，对于心灵所能承担的对于神秘性的向往，那里有碰撞之后的融合体谅。由此看，王安忆对月娥们自然神力、也即自然性的描写，已经超出了客观性的范围，而是在与她外国古典文学这方面的储备在建立某种微妙的连接。在她看来，月娥生活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上海，然而，这些保姆的魂灵又何不是与古今中国文学中的相同人物同在呢？就像鲁迅乡村人物的自然性，既是与《聊斋志异》等古代小说是相同的，也是与我们今天生活深处的某种东西相同的。在她看来，十九世纪欧洲作家作品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神的和艺术的东西。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雨果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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